歷史反思：清朝未遠 (三) 民變與士變

李大釗曾說：「平心論之, 清室非有凶暴之君。」作者也認為, 按中國傳統標準, 清廷在最後一段時間的作為, 似尚未達到歷代亡國之君所表現的荒謬程度

夏菽  3.3.2025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戰後曾提出一個叫「衝擊–反應」理論, 用來解釋中國近代的演變。他認為中國近代許多政策及行為, 甚至思想, 是西方挑戰下的反應。質言之, 中國的現代化是回應西方開始, 是被動的。

八九十年代, 費正清學生柯文(Paul A.Cohen) 挑戰師傅的看法, 提出回到中國歷史本身, 探討中國自身的變化, 他把費正清的觀點反轉。 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衝擊-反應論」被視為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霸權論述受到批判。柯文的觀點受到中國學者歡迎。

現在, 羅志田將柯文的觀點又反轉一次。見羅志田《革命的形成： 清季十年的轉折》(北京：商務印書館, 2022)

《革命的形成》探討清末最後十年, 從立憲到革命的幾個關鍵問題, 包括清朝為何在改革過程中覆滅 ? 李大釗曾說：「平心論之, 清室非有凶暴之君。」作者也認為, 按中國傳統標準, 清廷在最後一段時間的作為, 似尚未達到歷代亡國之君所表現的荒謬程度。

作者認為, 革命派對清廷的批評並不公允, 革命派指責清廷並非有意立憲。但作者認為, 晚清立憲運動是一場由上而下的運動, 質言之, 是由統治階層推動的。作者引用當時紀錄, 發現一般民眾對立憲並無多大熱情, 它基本上是知識分子的訴求。當時朝野 (主要是知識分子) 對立憲的理解是富國強兵, 視為不想被列強滅亡的救亡方法。

日俄戰爭成為催化劑, 朝野上下認為, 日本戰勝俄國是立憲戰勝專制王權的例証。 日俄戰爭後, 清廷加速推動立憲, 立憲成為整個統治階層的共識。無論是滿洲貴族、官員, 或者民間知識分子, 每從外國遊歷回來, 都震撼於西方諸國的強大, 自慚形穢。當時他們的理解是, 因為西方採取了立憲政體, 國民意見可表達, 形成國民共識及愛國精神, 國民願意交稅、服兵役、上下一心。

當時革命運動未成氣候, 但有漫延趨勢。對於朝廷來說, 立憲也是調和族群矛盾的方法。宣統年間推行新政, 便不斷強調「平滿漢畛域」。

朝廷最大的敗筆是成立了一個「親貴內閣」, 大部份閣員由皇族親貴組成 (是親貴權力鬥爭及不信任獨據地方的漢人督撫的結果), 被革命黨批評為假立憲, 是借立憲來鞏固滿族的統治。輿論開始對立憲失卻信心, 而輿論掌握在知識分子手上。

立憲及改革無法得到信任, 知識分子轉向支持共和革命。但革命派對共和是什麼同樣不甚了了, 他們基本上是以種族問題來動員群眾, 共和只是一個口號。作者引梁啟超的話, 政治上的利害不容易令一般民眾明白, 難以動員。但種族訴諸情感, 小煽即動。

當時世界上只有少數的共和國, 中國人所羨慕的強國皆為帝制。以共和來富國強兵缺乏堅實論據。《少壯親貴與宣統政局：最後的家天下》 提到, 在一次御前會議上, 外務大臣強調各國均反對清廷派兵攻打共和派的起義軍, 少壯派的恭親王傅偉反駁： 「中國自有主權對內平亂, 外人何能干預? 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國, 亦萬無強脇人君俯從亂黨之理。公既如此說, 請指出是何國人, 偉願當面問之。」

作者引述德里克 (Arif Dirlik) 的話, 革命派當時尚可將中國的問題歸咎帝制, 但當帝制廢除後, 問題未有解決, 知識份子便將矛頭指向儒家, 認為它要向中國的落後負責, 遂展開反傳統運動。

作者的結論是, 歐美資本主義, 即當時所說的西潮衝擊, 才是問題的根源。西潮改變了許多中國人對政治的認知。作者引梁啟超的觀點：同樣的政治, 在過去不認為是腐敗, 今天因為有外國作比較, 便肯定自己腐敗。

而朝廷的改革派亦同樣以模仿西方為目標, 這是清廷走不出困局的原因。

辛亥革命, 作者認為是一場「士變」而非「民變」。「民變」是人民無以為生, 鋌而走險的反抗。辛亥革命的起義者多為「白面書生」。過去對革命的研究多認為有壓迫就有反抗, 而「士變」式的革命則是一種思想先行、主動的革命, 是無需受到壓迫亦可進行。

李大釗曾說：「平心論之, 清室非有凶暴之君。」作者也認為, 按中國傳統標準, 清廷在最後一段時間的作為, 似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