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層勞工:簡介珍.麥克利維的《工運無捷徑:新時代重建力量的組織手法》(題目為我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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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工運無捷徑》當作小說來讀, 小說裡有兩個主角, 一個叫「產聯」(C.I.O) 是正派的, 一個叫「阿倫斯基」, 是壞人
夏菽 (14.6.2025)
Jane McAlevey, No Shortcuts:Organizing for Power in the New Gilded 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一、珍.麥克利維(1964-2024)
麥克利維(下稱珍)被譽為當代最值得留意的工運及環保議題研究者、實踐者, 同時又充滿爭議性。她一生只出了四本工運的書, 享負盛名, 可惜在2024年離世, 享年59歲。
珍出身美國一個優渥家庭, 父親後來成為市長。進步派的父親自幼帶著珍參加各種反越戰及民權集會。珍進入大學成為學生會主席、活躍份子, 並在美國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中被捕入獄。
珍畢業後繼續參加各類社會行動, 如支持尼加拉瓜左翼反抗運動, 負責籌募經費。一年後(1988年)受聘於一個中美洲環保組織, 也是負責籌款。三年後(1991年)珍轉往另一個環保組織, 這個組織不同之處在紥根工人及有色人種社區。
由於不滿主流環保運動受白人主義者壟斷, 珍與志同道合另創組織, 除了推動環保工作外, 珍發揮個人所長, 建立了一個籌款網絡, 支援其他弱勢團體。
珍覺得無論環保運動也好, 婦女運動也好, 由於沒有工人參與, 都一一失敗。於是在1997年辭去環保工作, 加入美國最大工會「勞聯-產聯」(A.F.L-C.I.O), 成為一名組織者, 組織了多次大型工業行動。
其後, 一些提出改革的工會從「勞聯-產聯」分裂出來, 在2005年另組「改革.勝利」聯盟(CTO, 全名Change to Win), 珍轉投CTO旗下的「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SElU)。珍在行動中建立起「深耕細作的組織」手法(Deep labor organizing), 令持守「傳統」手法的工會領導層不滿。2008年, 珍被SEIU開除出會。
2010年, 45歲的珍再回學校進修。在進修的五年内, 出版了《還我願景, 翻轉現實》(我的翻譯)(Raising Expectations and Raising Hell, 2014)及《工運無捷徑》(2016), 都以工運個案為題材, 檢討現行工運的不足, 提出新看法。這兩本書令珍聲名大噪, 全球各地都有追隨者。(生平簡介請參看 House Organ, “Jane McAlevey and the Politics of Deep Labor Organizing” , 2004)
二、「產聯傳統」vs「阿倫斯基傳统」
如果把《工運無捷徑》當作小說來讀, 小說裡有兩個主角, 一個叫「產聯」(C.I.O) 是正派的, 一個叫「阿倫斯基」, 是壞人。
美國工會聯盟分分合合, 當今最大工會聯盟「勞聯-產聯」是1955年由「勞聯」(AFL) 及「產聯」(CIO) 兩大集團合併而成。
原來「產聯」也是1936年從「勞聯」中分裂出來的, 只不過到了1955年又復合至今。當時分裂的原因是「勞聯」的目標是優先推動重工業工人組織工會, 引起不受重視的工會不滿, 另起爐灶, 組織「產聯」。
「產聯」採取非常進取的方法, 以抗爭方式吸納工人, 發起連串罷工, 受到左翼團體支持。珍非常欣賞「產聯」的工運手法, 認為自己的方法正源自「產聯傳統」 (詳下)。
阿倫斯基(Saul Alinsky, 1909-1972)是著名社區運動理念的創立者及實踐者, 早年亦從事勞工工作, 同樣受「產聯」影响。1939年轉向貧窮問題, 跑到貧窮及少數族裔社區, 協助分散及被受忽略的人組織起來。
阿倫斯基發展出一套組織手法, 反映在他的《反叛手冊》裡(Rules for Radicals: a Pragmatic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1971)。阿倫斯基影响力巨大, 但珍認為「改革.勝利」聯盟受「阿倫斯基傳统」影响, 偏離了「產聯」的理念。珍在《工運無捷徑》全面批判了「產聯」的「阿倫斯基傳統」(詳下)。
三、為當前工運診斷
珍認為當前美國工頹唐不起的主要原因是輕視了組織工作的重要性。珍將爭取權益的手法歸納為「倡議」、「動員」與「組織」三個層面。
「倡議」由專業人士推動, 基層工人無法參與, 工會組織者也沒有角色。「動員」由工會組織者策動, 雖有基層工人參與, 但基層工人的角色是佈景板。「組織」以全體工人為對象, 由他們策劃行動策略。珍說, 今日美國大部分工會集中倡議, 很少動員, 對組織工作更是陌生。結果, 工人覺得工會不屬於工人, 而是界乎資方與工人之間的第三者。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很多, 珍集中批評「阿倫斯基傳統」對工會的影響。珍不同意阿倫斯基的觀點, 阿倫斯基認為要到社區組織居民, 必須要靠一批訓練有素的組織者, 而這些組織者是外來者, 由他們物識居民中的意見領袖, 再由這些意見領袖推動居民組織成立。珍認為結果造成組織者/外來人凌駕了居民本身。當工會引入這種觀點, 便變相由組織者主導了工會的發展, 不再是由工人當家作主。
珍認為, 在「產聯」引入「阿倫斯基傳統」前, 是一個工人當家作主, 充滿戰鬥熱情的工會聯盟。(很多「產聯」屬下工會發動罷工, 都不透過「產聯」發動), 本來, 阿倫斯基亦是在「產聯」出身。但當阿倫斯基轉向社區工作, 並發展出一套組織策略後, 便偏偏離了這種精神。其後「產聯」與「勞聯」合併, 全面引入阿倫斯基的方法, 工會運動便變質。
這種變質, 表現在工會放棄組織工作, 轉向由專業人士主導的政策倡議活動。工會變相獨立於工人之外, 工會的組織者成為了工會的行政人員。
過去幾十年美國工會每況越下, 許多有識之士提出改革建議。2005年「改革.勝利」聯盟的成立就是要打破困局, 珍亦參與了這場改革運動, 但到頭來, 卻被逐出工會。
四、深耕細作的工人組織工作 (Deep labor organizing)
珍認為重建工會運動, 可參考三、四十年代「產聯」的組織手法, 珍將它概括為「深耕細作的組織」。首先工會應張權力下放至基層會員, 並由組織幹事辨別出那些是工人中的「意見領袖」 (organic leaders)。「意見領袖」與「工會代表」未必相同。「工會代表」可能會有一批鐵杆支持者, 但不包括那些平時對工會漠不關心的工人, 「意見領袖」則是車間最有威望的人, 他們能與一般工人溝通。
珍認為, 工會不能只組織工廠的積極分子, 而應以全體工人作為對象。所以珍反對野貓式罷工 (少數人自發的罷工) , 她認為工會採取行動前, 必須要得到八九成工人同意才可以行動。行動本身就是一個組織和訓練的過程。倡議和動員都道無法增加會員人數, 因它為只以積極分子為對象。組織工作則不同, 它擴闊至全廠工人。而且工人還可以將訴求帶向社區, 形成支援網絡。
但珍的看法受到質疑。人們可觀察到, 珍的深耕細作手法其實帶有很重的阿倫斯基味道。對珍批評「阿倫斯基傳統」, 阿倫斯基的支持者逐點反駁, 指出珍許多責難並不是阿倫斯基所提出。珍與阿倫斯基是同多於異。(見Mike Miller, “New Labor’s Debt to Saul Alinsky? “, 2016)
如果問題不在「阿倫斯基傳統」, 那責任是否出自「產聯」身上呢?
珍認為組織幹事不應蓋過基層工人的角色, 她以三、四十代的「產聯」作為模楷。但評論指, 三、四十年代「產聯」的組織幹事, 不少都是左翼分子, 他們有些先進入工廠打工, 然後再轉為工會幹事。當時「產聯」發動的罷工, 都得到左翼團體支持甚至發動, 組織幹事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見Sam Gindin, “The Power of Deep Organizing”, 2016)
而珍提到的工人「意見領袖」, 雖然在普通工人中有親和力, 但一般都不會輕易站出來。他們做事穩重, 所以得到工人讚賞。他們跟管理層的關係通常也不錯。(見Paul Brook, “Jane McAlevey’s organizing model: is it a rank and file strategy?”, 2022)
珍雖然重視深耕的組織工作, 但一些左翼人士批評她忽略了在三、四十年代「產聯」的擴張與左翼的緊密關係。在資本主義下, 很多時基層工人追求的是加薪及福利, 而不是改變資本主義制度。除非他們受過左翼團體薰陶。在資本主義下, 工會扮演著雙重角色, 一方面是團結工人爭取權益, 另一方面是約束工人, 透過集體談判與資方達成協議。工會要維持自身的利益。
「產聯」在三、四十年代因為與左翼結盟, 產生了雙贏的作用。戰後, 隨著進入冷戰時代, 麥卡錫鎮壓左翼運動, 大量左翼分子被開除出工會, 工會運動便開始「變質」, 變成只為會員爭取福利, 只重視倡議而不重視組織的「業務工會」(business union)。
如果把《工運無捷徑》當作小說來讀, 小說裡有兩個主角, 一個叫「產聯」(C.I.O) 是正派的, 一個叫「阿倫…